除印度尼西亞以外，我們對2011 年亞洲各經濟體的CPI 通脹預期均高于市場共識。 除印度以外，亞洲的CPI 通脹目前都相對較低，但各層面的物價壓力都在增強。我們對各經濟體的通脹模型再次證實了這種擔憂。 

    擔心的五大理由

    亞洲貨幣的升值力度不足以完全抵消明年需求拉動型和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的聯合作用。五大因素顯而易見：

    1. 產出缺口閉合：根據我們的估計，亞洲多數經濟體的實際產出和潛在產出（用Hodrick-Prescott 過濾法計算“潛在水平”）之間的缺口接近閉合。到2011 年上半年，我們預期幾乎所有經濟體都會迎來2007 年以來的首個正產出缺口。這與近期勞動力市場數據相一致；該數據顯示和美國不同，亞洲多數經濟體的失業(yè)率已回到危機前的水平而且工資正在加速上漲。用非技術性術語來說，我們的GDP 預期暗示亞洲經濟體明年將接近全力運作）——這會促進需求拉動型物價壓力。我們也可能低估了再平衡導致的需求方物價壓力：自金融危機以來，國內需求對推動亞洲經濟增長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但出口導向型公司需要時間才能將資源重新轉向國內銷售。

    2. 中國的劉易斯拐點：以諾貝爾獲獎經濟學家Arthur Lewis 命名的劉易斯拐點是指農村富余勞動力供給逐漸減少讓產業(yè)工人有能力要求工資加快上漲的轉折點。當第二產業(yè)（主要是制造業(yè)）就業(yè)人數超過第一產業(yè)時，日本 (1965 年) 和韓國 (1987 年) 的實際工資均出現暴漲。根據目前的趨勢來推斷，中國的第二產業(yè)就業(yè)人數將在2015 年超過第一產業(yè)，但因為中國人口迅速老齡化，劉易斯拐點可能會更早到達。中國實際工資的大幅提高或將擠壓利潤空間，而且如果被轉嫁到消費者身上的話，會引發(fā)通脹上揚。

    3. 食品價格的結構性上漲：食品價格已經急劇上漲；且價格上漲是結構性的，將延續(xù)整個2011 年。雖然食品占美國CPI 籃子的權重僅為14%，但在亞洲多數經濟體的CPI 籃子中卻占據 25%以上的比重——實際上，食品的權重通常是能源產品的2-3 倍。食品價格的持續(xù)暴漲將對亞洲CPI 通脹造成巨大的影響，而且鑒于食品在亞洲消費中的重要性，這可能會推高通脹預期。 

    4. 房價通脹：從香港到新加坡到印度的孟買，各地的房地產市場都在升溫，但房產估算成本傳導至CPI 需要較長的時滯性：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臺灣的時滯為6-12 個月；香港和韓國的時滯為12-24 個月。因此今年的房價漲幅將反映在明年的亞洲CIP 通脹數字中。

    5. “三元悖論”：“不下則已，一下傾盆”準確描述了亞洲的政策挑戰(zhàn)。可以說經濟的迅速擴張吸引了資本的過度流入，從而對本國貨幣造成顯著壓力。在資本自由流動的背景下如果要控制貨幣升值步伐，那么提高利率就很難不吸引更多資本流入。“三元悖論” 形容了想要實現多重目標的政策兩難境地：在固定匯率、資本賬戶開放和貨幣政策自主性這三者中，決策者在任一時間只能選擇其中兩項，無法顧全三項。亞洲各經濟體正開始面臨這樣的困境：馬來西亞、泰國和韓國都暫停加息，而且我們預期其他經濟體會效仿。部分亞洲央行落后于形勢的風險正在增強，可能會推動通脹預期與工資和價格的螺旋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