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內對于中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批評卷土重來。5月13日，美國參眾兩院的40位議員在提交的相關議案中指責中國通過操縱匯率、非法補貼等手段阻礙自由公平貿易。

　　“中國的市場是世界上最開放的市場。從市場準入的角度來看，中國的主要問題可能是開放過度而不是相反，說中國操縱匯率也是無稽之談。”5月14日，原中國社科院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余永定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2005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已經(jīng)大幅度升值，次貸危機以來美元的升值并非中國的過錯。至于非法補貼，我不知道這是何所指。為了穩(wěn)定出口，中國確實加大了出口退稅的力度。但是出口退稅是WTO規(guī)則所允許的。如果想批評中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我們希望這種批評更為專業(yè)一些。”

　　2008年中國出口退稅額為5865.9億元，2009年出口退稅預算額為6708億元。余永定認為，出口退稅對經(jīng)濟的穩(wěn)定和拉動作用不如直接的政府支出。“可以略有夸張地說，直接拿這6700億元購買產品，再將其分給中國人豈不更好？何必把這些錢給企業(yè)鼓勵它把東西賣到外國，然后增加別人對我們貿易保護主義的批評？”

　　但是，在反駁美方指責的同時，也該反思自己的政策。在余永定看來，正是因為在過去相當一段時間以來的出口導向政策，特別是過去幾年來未能貫徹“十一五”規(guī)劃所確定的在2010年底實現(xiàn)貿易基本平衡的方針，才逐漸形成嚴重依賴外需的經(jīng)濟結構，隨之而來的巨額外儲則讓中國深陷“美元陷阱”。

　　而為了走出“美元陷阱”，出于對沖美元風險考慮的人民幣國際化，也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邁開步伐。

　　無論是近期總計6500億人民幣的貨幣互換，還是建立五個人民幣貿易結算試點，都被視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標志。但“如果資本項目沒有徹底開放，人民幣不是完全可自由兌換的，也就不可能完全的國際化。由于資本項目自由化必須遵循漸進的原則，人民幣的國際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余永定強調二者的緊密關系。

　　作為多年來潛心研究世界經(jīng)濟與中國關系的專家學者，余永定一直關注中國在世界經(jīng)濟格局中的利益，尤其是高度外貿依存度經(jīng)濟模式下的巨額外儲的風險。在其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時以“敢說真話”而聞名。而剛剛辭去中國社科院世經(jīng)政所所長職務的余永定，目前將主要精力放在聯(lián)合國國際貨幣與金融改革專家委員會(簡稱“斯蒂格利茨委員會”)的工作上。

　　余永定認為，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動力和機會，但這是“一個稍縱即逝的機會”。

　　人民幣國際化是和資本項目自由化相聯(lián)系的漸進過程

　　《21世紀》：現(xiàn)在上海要建立國際金融中心，這和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過程。但有一個問題在于，如果不實現(xiàn)資本項目的開放，上海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金融中心，人民幣也無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貨幣?？少Y本管制對于中國來說是個防火墻，您怎么看待二者的平衡？

　　余永定：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人民幣的國際化和資本項目的開放是密切相關的。如果資本項目沒有徹底開放，人民幣就不是完全可自由兌換的，也就不可能是完全國際化的。應該看到，貨幣國際化比資本項目自由化包括更多內容，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例如，香港早已實現(xiàn)了資本項目自由化，港幣可以自由兌換，但卻不是國際化程度很高的貨幣，甚至不能說是真正國際化的貨幣。你可以在世界各地買到美元，但你能在中東買到港幣嗎？

　　而且，實現(xiàn)了資本項目自由化的國家并不一定希望實現(xiàn)本國貨幣的國際化。例如，日本很早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日元的完全可兌換，但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日本對日元的國際化并不積極的，直到現(xiàn)在，日元的國際化程度也大大低于美元。

　　國際化的貨幣是可以跨越國境在全球充當價值貯存、交易媒介和計價單位的國別貨幣。實現(xiàn)貨幣國際化的國家可以享受一系列好處。其中包括消除匯率風險、提高企業(yè)融資效率、提高金融機構的競爭力從而擴大金融產業(yè)、推動金融中心建設和獲取鑄幣稅等。但是，貨幣國際化也會帶來一系列風險。反對資本項目自由化的論據(jù)大都可以用于反對貨幣的國際化。不僅如此，貨幣的國際化還可能帶來比資本項目自由化更多的危險。正因為如此，許多實現(xiàn)了資本項目自由化的國家(地區(qū))并不一定希望實現(xiàn)本國貨幣的國際化。

　　在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由于港幣不是國際化的貨幣，當國際投機者試圖沽空港幣時，只能在香港銀行間拆借市場借到港幣。在同國際投機者斗法的時候，香港金融當局在動用外匯儲備干預外匯市場的同時，大幅度提高銀行間拆借市場利率，迫使投機者匆忙平倉，敗下陣去。

　　但馬來西亞就相反，當時馬來西亞的貨幣國際化程度比較高，林吉特在新加坡的外匯市場可以借到。投機者通過新加坡市場借入林吉特然后拋空，取得大筆投機收益。這也是為什么很多國家，包括日本、新加坡，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對推進貨幣國際化非常謹慎的原因。

　　資本項目的自由化和貨幣國際化的速度是因國而異的。資本項目自由化和貨幣國際化的關系在各國也各不相同。澳大利亞是通過資本項目的完全自由化和匯率的完全浮動，推動澳元國際化的。但新加坡和日本則不然。

　　我們在沒有完全實現(xiàn)資本項目自由化的情況下，有選擇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也是可以的。一方面，貨幣國際化的進程不應該破壞必要的資本管制。另一方面，有些管制是可以放松的。在放松了部分管制后，人民幣可以同時實現(xiàn)某種形式或某個方面的國際化。比如QFII，允許外國人進入中國市場買賣股票，這就屬于資本項目的自由化推進，也屬于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進程，因為允許了外國人持有人民幣資產。另外，QDII也有同樣的功能作用。

　　我們應該有一個推進資本項目逐步自由化的時間表，在某種意義上，這個表同時也就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時間表，二者并行不悖。

　　最終取決于國內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健全度

　　《21世紀》：2007年提出“港股直通車”時，您提出了強烈的反對意見，認為這是開了一個大的閘口，可見您認為當時還沒到放開的時候。那么您認為徹底開放資本賬戶需要實現(xiàn)的最關鍵條件是什么？

　　余永定：這個最終要取決于國內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健全程度。首先，如果你的資本市場很深，那么資本的流入流出不會對資本市場和資產價格造成巨大沖擊。其次，如果資本市場發(fā)展得比較完善，投機套利的機會就比較少。另外，如果所有制改革、產權規(guī)范也比較清楚，那么通過資本流動實現(xiàn)洗錢的目的也很難達成。

　　資本項目的自由化會形成對國內資本市場的沖擊，如果要將這種沖擊降到最低程度，基本條件就是金融體系要健康。這就要求中國的銀行體系比較健全，資本市場、貨幣市場相當發(fā)達并有相當?shù)纳疃龋瑫r我們銀行的利息率應該是自由化的。這些都是我們要開始去做的。當這些工作完成后，外國資本就自然不太會出現(xiàn)大進大出的現(xiàn)象，即使有這樣的大規(guī)模進出，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有了足夠的深度，也可以進行自動的調節(jié)、抑制。再退一步，即使資本、貨幣市場因為資金的大進大出受到?jīng)_擊，但只要我們的企業(yè)資產負債表足夠健康，不至于由于匯率的波動導致大量企業(yè)的倒閉，使出口受到影響，也能夠保證我們國內經(jīng)濟秩序不受到嚴重沖擊。

　　當把這些工作都做到位了，就可以考慮徹底放開資本管制了，人民幣的國際化也就水到渠成了。

　　積累外匯儲備是低效的抗風險方式

　　《21世紀》：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亞洲各國吸取了兩個教訓，一是加強資本管制，一是增加外匯儲備。但這次金融危機又發(fā)現(xiàn)增加外儲也有問題，美元風險對沖不掉了，您覺得這次的教訓怎么總結？

　　余永定：首先要思考，一個國家為什么要有外匯儲備？不同經(jīng)濟學家有不同的解釋，一種比較通行的解釋就是Self-Insurance(自我保護)，防止人家對你的攻擊。還有一個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2理論”。根據(jù)這種理論，發(fā)展中國家為了解決國內失業(yè)問題，必須實行固定匯率制度、要有大量的貿易順差。其必然結果就是外儲增加。還有一種所謂“泊車”理論，就是如果一國的儲蓄率比較高，有較高的外貿順差，但我暫時不知道怎么用，暫時寄存放著(購買美國國庫券)，以后有機會了再拿出來用，就好像在冰箱里存放食物一樣。

　　東南亞金融危機后，東南亞國家的外匯儲備確實增加了不少，但情況也不太一樣。韓國確實開始積累外匯儲備以應付可能發(fā)生的投機性攻擊，并且水平較高。而泰國金融危機后馬上又回到了貿易逆差狀態(tài)。

　　但中國的情況不一樣，中國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之所以沒有受到嚴重沖擊，不是因為我們的外匯儲備水平很高，而在于有資本管制。馬來西亞后來實行了資本管制，情況也就好轉了。這次金融危機韓國受到的沖擊很大，其實韓國的外匯儲備水平是很高的，但它沒有資本管制，它以為幾千億的外儲積累對韓國來說已經(jīng)足夠了，但仍舊經(jīng)受不起這次的沖擊。

　　所以，用外匯儲備來避險不是個好方式，必要的積累量是要的，但想用它來做防火墻，是非常低效的，而且外匯儲備的積累本身意味著資源損失，因為你積累的外匯儲備要么是借來的，要么是掙來的。借來的你要付利息，也就是你要對外國進來的投資支付利潤，而掙來的就有機會成本，拿去買美國國庫券，現(xiàn)在它的收益率是零，那么這個機會成本付出得就太高了。中國現(xiàn)在有資本管制，所以我們應該主要通過這個方式來防范風險，而不是通過積累外匯儲備來防止風險，這不是一個有效的辦法，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人民幣債券市場是人民幣國際化突破的關鍵

　　《21世紀》：現(xiàn)在大家在談論亞元，我們看歐元就知道，歐元的幾大問題，讓渡貨幣主權，受區(qū)域內貿易局限等，都將成為亞元的未來問題。尤其是讓渡國家貨幣主權，中日未必愿意。

　　余永定：對，這是個非常難的問題。從現(xiàn)實條件來看，我們現(xiàn)在能夠做的可能主要還是在人民幣國際化上，而這主要在于除了貿易結算，是否還能進行人民幣債券的發(fā)行，或鼓勵別人發(fā)行人民幣債券。

　　現(xiàn)在各國需要美元，鼓勵它去發(fā)行熊貓債券，然后拿人民幣向我們買美元，這樣也可以減少我們的外儲風險。但外國其實并不真正想持有人民幣債券，擔負人民幣的債權，只是因為現(xiàn)在的情況下他們缺美元，那么人民幣作為一個中介，通過本國發(fā)行人民幣債券或者鼓勵外國發(fā)行熊貓債券把我們的美元送出去。這個過程中銀行可以發(fā)揮很大作用，另外，可以組織銀團貸款，方式也以人民幣作為中介，貸出去人民幣然后讓外國機構拿回來向我們換美元?，F(xiàn)在是個好機會，但要注意，這個機會很快就會過去，而且一旦過去可能就再也不會有了。

　　《21世紀》：發(fā)行人民幣債券不僅是現(xiàn)在趁機擺脫美元的一個好方法，長遠來看，對于人民幣國際化可能也是一個關鍵的突破點。

　　余永定：目前我們在做的貿易結算、貨幣互換這些都很重要，但這些作用都是有限的。人民幣國際化更重要的內容和標志是發(fā)行人民幣債券，就像美國政府那樣，它發(fā)行美元國債，然后全球買。

　　如果中國發(fā)行人民幣債券，現(xiàn)在誰來買？所以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不是一廂情愿的。